为解决非法集资问题开良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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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张木东

“非法集资本质上是一种金融犯罪。近年来，非法集资案件频发，严重扰乱了我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。但是，在解决非法集资问题和案件实践中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困难和瓶颈。”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景英在接受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采访时指出，现行监管体系对非法集资缺乏有效监管。她认为，“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”的原则没有得到严格落实，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善，多跨领域互联网金融产品业务仍采取机构监管和分业监管，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局/金融管理机构监管；此外，法律法规明显滞后，《非法集资处置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至今尚未出台。非法集资标准低，刑事处罚轻；打击案件处理突出了难以处理跨省案件和难以处理所涉资产之间的“两难境地”。

“为有效化解非法集资案件风险，防范和抑制新案件风险，确保我国投融资市场安全稳定，建议从立法、监管、执法等社会治理要素入手。，完善制度，分类处置，多措施并举，多管齐下，有效防控，标本兼治。”陈景英表示，首先，要尽快出台非法集资处置条例，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。建议《条例》明确:非法集资的定义、范围和市场准入机制，将备案制改为登记制，提高机构用工门槛；机构分类，即对合规、整改和取缔机构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；“参与非法集资者自担风险”的原则；严格处罚制度，完善处罚和赔偿范围，如以机构注册资本或经营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处罚标准，避免非法集资数额难以确定的瓶颈问题。

其次，进一步完善非法集资的监管机制。如修订《非法集资处置操作规程》，研究制定跨省案件处理指引，提高处置和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；督促各行业监管主管部门有效防范和控制行业非法集资风险，并对监管规则、管理权限、管理行为和管理指导进行管理，消除监管truth空；重点加强对投资理财等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的监管，进一步加强融资广告管理，加快推出负面金融广告名单，明确除金融机构外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发布任何融资广告，并力争从源头上根除。非法集资的土壤；加强和充实地方金融监管部门(财政局)的力量，赋予其行政执法权，更好地发挥监管和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作用。

第三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，依法准确定罪量刑，突出刑罚的经济制裁功能，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；有必要准确地确定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和可能的社会后果。必须严厉打击犯罪行为，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在办案的每个环节和阶段，都要把追回经济损失作为执法的重要标准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；有必要建立司法机关、相关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。司法机关应当在侦查、逮捕、起诉和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相互沟通，努力就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的认定达成共识；在立法之前，可以就非法集资的监禁标准、罪名的适用、损失的追收和涉案财产的处理等共性和难点问题，尽快制定两个高标准的司法解释。

第四，加快建设国家-地方监测预警平台，建设与各地互联互通、功能强大、数据共享的核心枢纽，形成覆盖全国的“重围”。依托在线平台，做好宏观和微观预警，通过线下非法金融活动的分析判断，推出重点行业和风险企业预警提示。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资本变动和风险防控的监控，充分发挥“前哨”作用。继续推进举报奖励和基层网格化治理，进一步深化群防群治。

最后，通过推进宣传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，加强与各种新媒体的合作，在各地推广创新的方式方法，引导公众增强“自担风险参与非法金融活动”的意识，可以提高教育效果。